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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80年代物价高涨的那些年

时间:2013-05-14 17:14 来源:货币贬值历史 作者:www.hmy8.com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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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物价高涨的不满情绪

20世纪80年代后期,呈现了数十年未有的物价上涨势头,困扰着政府和企业,困扰着整个经济建设。一位大学毕业已3年,每月工资70元的年轻人,26岁不敢谈恋爱,说是没钱谈不起,有了女朋友也不敢带上街,怕到吃饭时间不好办。一些教学经验丰富的中学教师,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到校外去兼课,搞“生产自救”。
 
一大批企业因原材料涨价而叫苦不迭,反过来又叫喊他们的产品应该涨价。

从前在“指令计划经济”或称“产品经济”之下,基本物价都是由政府及有关部门指定、凭票供应的,如火柴2分钱一盒,大饼3分钱一个,近30年固定不变。自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9年以来,物价也连续上涨了9年,老百姓皱眉头了。人人拥护“改革、开放”,但不赞成物价老是上涨。虽不是样样东西成倍地涨,也已是收入赶不上涨价,家家户户对此感到头疼。

职工的工资虽在改革中,牵涉面太大、进度迟缓,不适应“商品经济”机器已经开动的现状。当时不能在工资的问题上按照“生活指数”如实计算而及时调整办法,使人们总感到物价涨了而工资没有涨。

据一项抽样统计资料表明,1986年因涨价而收入下降的城镇居民户占1/5,因物价上涨而入不敷出的城镇居民占到15 % 左右。

物价高涨的实际感受

当时发布的经济公报说:1985年中国零售物价水平仅比1984年上升8.8 %,1986年仅上升6 %,而1987年上半年仅比去年同期上升6.3 %;同时,又宣布职工平均工资1984-85年增长17.9 %,1986年增长16 %,因此宣布“职工生活水平大为提高”。

显然,这些统计数字跟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感受相反。民意测验普遍认为:

“1985-86年物价上涨比工资增长快得多。”

“工资提高的速度赶不上物价飞涨的速度。”

于是,老百姓禁不住要质问:“国家宣布的物价指数是否反映实际情况?统计数了是否偏低?为什么与老百姓的实际感受有很大差距?”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不满情绪,溢于言表。

物价高涨的原因

1987年8月中旬,某某发言人(袁*木)约见中央各新闻单位记者,就物价问题发表谈话。袁木首先反复强调指出:“总的看来,当前的经济形势是好的”。

记者们马上反问:“为什么在经济形势好的情况下,近几个月物价上涨又这么快?”

袁*木解释说:“虽然国家供应的粮食并未涨价,但集市贸易粮价上涨较多。……在去年集市粮价上涨的带动下,同粮价有紧密比价关系的蔬菜和肉禽蛋价格不能不受到影响。……至于工业消费品涨价,主要是受原材料价格的影响。今年,国内原材料议价比重提高……”

这实际上就是承认:计划经济体制不适应改革开放的社会要求,国家计划指令体系和自由市场体系并存、“官价”和“议价”双轨冲突而必然造成物价上涨。

我可以作出如下两方面的分析——

第一方面,所谓“国家供应的粮食等并未涨价”,指的是凭票证(粮票、油票、布票、其他各种购货券)按照城镇户籍制度凭户口簿计划供应的一部分基本必需品,在国家指定粮店、副食店中勉强维持多年“固定”的价格。但仅仅依靠这些计划供应的限量物资,是根本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常生活要求的。因此大批大批的老百姓不得不纷纷到“农贸集市”也就是“自由市场”去以高价采购粮食、蔬菜和肉禽蛋等等。根据“供求关系”的市场价格原则,必然造成农产品物价大幅度上升,冲破多年“固定”的价格而高涨。

第二方面,多年停滞、落后的工业必须发展,而在苏联式计划经济体制下,原料供应非常紧张;国家计划指令体系强制束缚在马车辕中的“官价”,和自由市场体系的控制不住的野马般的“议价”,相互竞争,必然造成紧缺的原材料和工业消费品大幅度涨价。

无法掩盖1985—1987年物价上涨

某些部门特别注意“物价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不仅在报刊上发表大量文章,而且在1987年10月编印了《物价改革与人民生活》的宣传手册。值得注意的是,手册中刊有“价格改革成果图表”,到正式发行时把“成果”两个字盖没,贴上“有关”字样,把“成果图表”改成“有关图表”。

连编者也觉得“成果”的宣传缺乏说服力了。

这本宣传手册,对于1985—1987年物价上涨的情况,举出3个原因来解释,公布的数字为什么与老百姓的感受不符:

(一)公布的数字是全国所有城市和乡村的总平均数,而不是一个特定地区(如北京市、上海市、广州市等)的局部数字。

手册承认,按照国家统计局得到的真实数据:在1985年北京市的物价指数上升18.6 % ,而上海市的物价指数上升16.4 % ,“从我国目前情况看,城市物价上涨幅度高于农村。因此,在城市生活的人必然觉得物价上涨对他的影响不只是全国平均的6 % ,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生活的人,感觉到的差距就会更大一些”。物价局的文章对比了世界各国的情况说:“许多西方国家在计算全国物价总指数时,只选择一些大城市,……就这一点说,我国的物价指数比西方国家还要更全面一些。”(引自《物价指数是否反映实际,为什么与人们的感受不一致?》,载《物价改革与人民生活》第50-53页)

其实,各地物价差距,乃是普遍存在的事实。按照社会生活调查的基本原则,我国历来的物价统计和生活指数计算,一向是分别依据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城市各自的具体情况进行的。

(二)不是所有日用品物价都上涨。

农贸集市中的粮食、副食品、肉禽蛋、蔬菜涨价非常明显,但是国家计划中的凭城市家庭户口购货证和每月定量粮票在制定粮店供应的大米、面粉、粗粮以及植物油、白糖等,没有涨价或涨价较少,这些物资的平价定量供应,抵消了一般日常食品、日用品的涨价。文章说:“近年来实际生活中确实是涨价的多,降价的少,也给人们造成一种什么东西都涨价的感觉,因而对物价指数产生了一些疑问。”(同上书第54-55页)

(三)群众不经常购买的一些耐用品没有涨价。

如手表、收音机、某些药品、电视机、电冰箱等物资没有涨价或涨价很少、甚至降价。

“物价指数反映的价格变动的商品范围,一般要大于群众实际经常购买的商品范围。例如,近年来我国几次降低了药品、半导体收音机、机械手表等商品价格,这些商品虽然也要统计到物价指数中去,但群众不是经常购买,因而对这些商品降价就感受不深。”

必须辩明经济生活的真相

而我从事的社会调查:“文化人经济生活”专题(以北京市和上海市为主要对象)所考证的,恰恰是——

(一)北京市、上海市等大城市的实际物价,而并非农村乡镇的不同物价、以及非货币交换的情况;

(二)同时考虑凭证供应和自由市场供应的两种物价、即官价和议价,而并非只按照国家定价和国家指导价格进行统计;

(三)按照群众经常购买的日用品的实际物价,而并非不常购买的物资情况。

以这样的统计原则,依照国家物价局公布的数字,得出:

1985年北京零售物价水平比1984年上升18.6 %,1986年又上升15.5 %;

1985年上海零售物价水平比1984年上升16.4 %,1986年又上升13.4 %;

这是一种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结论。(以上写于1987年11月)

1988—1989年更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

国家大幅度提高了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各种粮食的收购价平均提高1.2倍,棉花、糖料、烟叶等经济作物的收购价也提高了不少;采掘工业产品价格提高55 % ,原材料工业品价格提高45 % ;在销售价格方面,除定量供应(配给)的粮油外,其他食品价格提高59.8 % ;副食品(蔬菜等)价格提高86.2 % ;铁路运价提高了21.6 % ;国家用于每年价格补贴的钱达到300多亿元人民币,不得不增大钞票的发行量。

到1988年,经济学界公认:我国已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供求关系和价格比例;助长了物价、工资的轮番上涨,和各种投机倒把行为,从而阻碍了生产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国民经济必须治理整顿。(参看《中国物价五十年》第697—699页)

当时由价格制度改革——指令性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引起的物价适度上调,这是合理的;但是,由经济过热、投资和消费膨胀引发货币大幅度增量发行和物价迅猛上涨,那却是反常的、不合理的。

1988年,我国日用品物价实际上涨21.5 % ,1989 年继续上涨 18.9 % ;但通过国家对于经济过热状况的整顿、调控,在1990年前后物价短暂地一度平稳。

反常的抢购风潮和摆阔风尚

物价飞涨直接导致抢购风潮甚嚣尘上。老百姓对于有关涨价的消息特别敏感,一有风吹草动,便倾巢而出,盲目抢购。

1988年5月间,中央规定统一放开四种副食品价格的文件送达各单位领导办公室之前,消息早已泄露出去。尚未正式公布前,

人民群众流传着某种不祥的预测,涨价——抢购之风进入高潮。北京、广州、上海的形势还不算混乱,但武汉、南京、长沙等地,有些储蓄所几天之内就不得不关门暂停取款。

各地中国人民银行的储户们争相提取人民币现款,已使银库几乎告罄。1988年春夏之交,全国各地普遍发生了抢购风潮,抢购的商品主要是日常生活必需品,如粮食、食油、调味品、洗衣粉、肥皂、棉布、毛巾、牙刷牙膏、毛线等。这反映出中国的老百姓对于涨价的惊恐程度:害怕物价上涨威胁到自己的基本生活。

人们目睹的怪现状是:一些家庭入不敷出,而社会上却又流行红白喜事(婚礼为红喜、丧礼为白喜)大讲排场,似乎不摆阔气就没有面子。迷信观念、愚昧观念尚未除尽,又掺进了“阔老观念”,譬如以往参加亲友的婚礼送5元10元礼金就不错了,现在若没有50、100还是躲在家里,免得背后让别人骂寒酸小气。有人拿到工资全部送礼都还不够,下个月生活费怎么办呢?

1984年到1993年,全国城镇逐步废除了各种票证(最先废除了布票、最后废除了粮票),也就是取消了“官价”和“议价”的差别。但是从1993年市场放开,日用品的物价又明显上涨,幅度为:1993年19.6 % ,1994年 28 .8 % ,1995年 19.7 % ;由此逐步完成了“从指令性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到1997年“经济软着陆”以后的几年内,全国物价基本稳定,在动态平衡的局势下,安然进入21世纪。

20年来北京餐饮价格的变迁

在20世纪即将过去的时候,我在北京采访了几位从业20多年的厨师,请他们以亲身经历回顾1979—1999年餐饮价格的变迁。

所调查的对象是具有代表性的中等档次的餐厅,也就是一般工薪阶层经常光顾的普通饭店,而不是路边小摊,也不是高档的星级饭店(如北京饭店、昆仑饭店或高级宾馆);所说的酒席,是指平民老百姓的普通席(每桌可供8—10人),大众化的中等餐饮席,而不是豪华的宴席。

在“十年浩劫”刚结束的时候,1977年请一桌标准的“北京烤鸭”,或者“涮羊肉”,有10块钱满可以了。足够请十人一桌全套的烤鸭。有时候“摊份子”,十位客人各出一块钱,就足可以美美的聚餐一顿。

1977年的一般菜谱上,荤菜每盘只要几角钱到1块钱。木须肉3角钱,三鲜沙锅4角钱,素食(炒油菜、菠菜、家常豆腐等)只要几分钱。

莫斯科餐厅的俄式西餐,一份1元到3元。

1978年以后,物价逐年明显地上涨。当然工资也跟着涨,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随之而来,餐饮的价格更是水涨船高。

比如说“德州扒鸡”那是名牌货,60年代以来一直是一块钱一只;但是到1980年,一只红扒整鸡要3块多钱。

1981年在“华北楼”餐厅,一桌8—10人的普通酒席要16元左右;菜谱上的一盘辣子鸡丁1元,滑溜里脊1元,整只白切鸡3元。

1982年,在大众化的甘家口餐厅,一桌(8—10人)海参席,涨到30元。菜单包括6个凉菜,8个热菜。

1984年大涨价,在河南饭庄,菜谱上的一盘鲜蘑肉片3元,红烧胖头鱼6元8角。莫斯科餐厅一份西餐至少5元起码,一盘奶油平鱼6元。

在这以后,许多老厨师做不动了,退居二线,青黄不接。新厨师的厨艺差了,菜钱却不断涨上去。虽然餐厅的装修设备有所改善,厨师服务员的工资有所提高,但是菜单上标出的价码有些离谱。

1986年到1988年,物价上涨得邪乎。1986年,普通一桌(8—10人)酒席的价钱突破百元大关。

有位画家回忆说:1987年,我的新婚之日,在和平门全聚德烤鸭店请了两桌高档宴席,一桌女眷家属,另一桌则是我特请的以叶浅予王人美夫妇为首的四对画家夫妇作为男方亲友代表。两桌酒总共花了400元钱。

印象很深的是,1988年5月1日那一天,全市餐饮业联合行动。一下子涨价50 % ,顾客中有消息灵通的,赶忙提前定座儿,结婚的喜宴赶在五一劳动节以前。原来山东饭庄的鲁菜一桌(8—10人)酒席200元,有4凉菜、4 冷盆、4 热炒(整鸡、整鱼)等;劳动节放假头一天,猛涨到300元一席。您哪,爱吃不吃,有的是包桌的主。

1993年,岭南饭店,粤菜一桌酒席400—600元,不过6凉菜(3 荤3素),6热菜。

此后几年,餐饮价格更是一个劲儿地步步攀升。

到1996年,同样的一桌十人酒席,要800—1000元。

1998年以后,餐饮业一度停滞,菜价平稳中略降。以后餐厅朝着设备高档、装修新式、服务周全的方向发展。

90年代后期,高档餐厅和中、低档的差距明显拉开了。工薪阶层的餐饮价格比较稳定。而高消费的四星、五星级饭店,简直是天价,不是一般知识分子和老百姓所能光顾的了。

学生包伙的伙食费

大专、高中学生在食堂包伙的伙食费标准变化,很能说明问题。

同样的学校伙食,1960年以前多年之间,一直是包月12元5角;

但是50年代初期的伙食质量好,每月12元5角,相当于抗战之前4银圆多的水平;

三年灾害时期,社会生活直线下降、物资匮乏,农贸市场物价飞涨,学校伙食很差;

1964年包月涨到15元,略微改善些(只相当于50年代初期的10元水平);

1978—1979年每月20—30元;

1984年每月40元左右;

1985年到1988年物价上涨得厉害,1989年每月伙食费需要80元;

90年代物价涨得更凶,到1998—1999年间,每月240—300元。

20世纪末大专、高中学生的伙食费,要比20年前高出10 倍左右,比60年代高出16倍左右(按照同样的伙食);如果饭菜质量的要求再高些,那么伙食费价格更贵。

歌星的身价

“时间就是金钱”如今有了另一种含义。经过十多年改革开放,时间的积累伴随着金钱的积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且越来越富,富得流油、富得冒泡、富得发烧。问题在于,老百姓和知识分子心理不平衡,“该富的没有富起来,不该富的反倒大富特富了!”

大富特富者被俗称为“大款”、歌星影星被俗称为“大腕”。但他们恐怕都称不上什么“知识分子”。有人戏说:流行歌星实际上是“高级体力劳动者”,因为他们挣钱动用身体,多于动用大脑。试问:花样百出的吼叫、嚎叫用得上多少知识或智力呢?

北京某大饭店里,一位“大款”老爷要请某歌星出场献艺,歌星不肯。款爷大怒。拍出5万块钱,声言:“我就不信5万买不了她露露脸。”这位歌星据说是这辈子头一回遇上有人花5万块钱买她一首歌的。顿觉身价百倍,成了“大腕”。她很有感情地唱了一首《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并给那位大款深深的鞠了一躬。大款爷扬眉吐气:“老子也听不懂她唱的是什么,老子就是想让她出来她就得出来。”您听听,多大的气派!

据说这位大款爷靠“官倒”发了大财;手中的存款至少有6位数吧。他听这首《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扔掉了咱们普通工薪阶层20 年的辛苦所得。而那位歌星“大腕”呢,转瞬之间到手5万。这就叫“水涨船高”。款爷的腰包更鼓了,出手大方,消费档次随之提高;于是饭店要装潢、商店要翻修,歌星的价码也要提高。

1989年1月27日,《中国音乐报》根据1988年的行情,开列了一批歌星的出场价目;并作了说明。这价目表曾引起不小的轰动。照抄如下——

毛阿敏:约1500元;刘 欢:约1500元;韦 唯:约1500元

孙国庆;约1000元;田 震:约1000元;胡 月:约800元;

杭天琪:约800元;红 豆:约600元;那 英:约600元;

范琳琳:约600元;蔡国庆:约600元;

说明:以上所列出场费均为日单场价格,若每日演双场或三场,价格亦可下浮;另根据演出节令、演出场所、招待情况、主办单位级别(按国家机关、人民团体、新闻出版单位、企业事业等分类)以及“穴头”同歌星个人交情深浅等项因素,出场费还可再议。

对比:1989年清华大学教职员人均月薪213元;一级教授月收入不到500元。

(注:1989年人民币1元折合今2.84元。)

四年之后,行情大涨。1992年6月26日:广州出版的《南方周末》又以“骇人听闻的歌星出场费”为题,披露了当时最走红的部分歌星的出场费:

韦 唯:5000—7000元;毛阿敏:5000—6000元;杭天琪:5000—6000元;

刘 欢:5000元;李玲玉:5000元;张 行:4000—5000元;

田 震:4000—5000元;孙国庆:3000—4000元;范琳琳:3000—4000元;

解晓东:3000—3500元;蔡国庆:3000—3500元;胡 月:3000元;

那 英:2000—3000元;

说明:这里的数字都是每演一场的价格,而且必须是税后款。

如果每个歌星年均上演100场(有的歌星远不止于此),就以韦唯每场6000元来算,一年收入是60万元,两年120 万元。

对比:1992年清华大学教职员人均月薪393元,一级教授月收入不到1000元。

(注:1992年人民币1元折合今2.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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